有汉一代，占星候气之术比较盛行。司马迁《史记》中书写的“天子气”就与此术密切相关。《项羽本纪》载范增之言云：“吾令人望其气，皆为龙虎，成五采，此天子气也。急击勿失。”可见，“天子气”是由范增手下掌握占星候气的术士，据云气的形状与颜色所判定的。以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，所谓“天子气”无疑是一种帝王授命而自我神化的附会之说。但还原到历史的情境中，这种荒诞不经之言其实是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实用知识与技术。

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著录中，与占星候气之术相关的文献就有《黄帝杂子气》《汉日旁气行事占验》《别成子望军气》等。而在出土文献中，也包括马王堆汉墓帛书《天文气象杂占》、银雀山汉简《占书》、双古堆汉简《星占》等。此类文献的大量著录与流传，反映出这类技术在汉代的普遍存在与流行。

揆之古史，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专门掌握此类技术的职官。据《周礼·春官》所载：“视祲掌十辉之法，以观妖祥，辨吉凶。”贾公彦疏：“言‘掌十辉之法’者，‘一曰’以下十等，多是日旁之气。”可见，周代的“视祲”之官已经掌握和运用占星候气的技术。秦汉以来，通晓此类技术的术士众多，汉武帝时期的王朔尤精此术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载：“王朔所候，决于日旁，日旁云气，人主象，皆如其形以占。”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引《洛书》云：“有云象人，青衣无手，在日西，天子之气。”所以，望“天子气”实为占星候气之术的一个门类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书写“天子气”，与其通晓此术有关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载：“夫自汉之为天数者，星则唐都，气则王朔，占岁则魏鲜。”又载司马谈“学天官于唐都”，故司马谈理应习得占星候气之术。而作为司马谈之子的司马迁也应受到家学的传承。同时，司马迁作为太史令，其职守即为天文历法。《太史公自序》有云：“星气之书，多杂祥，不经；推其文，考其应，不殊。比集论其行事，验于轨度以次，作《天官书》第五。”司马迁认为，星气之书杂有许多荒诞不经的内容，需要用自然规律来加以验证。但问题是既然司马迁对“天子气”之类的占星候气之术持有怀疑态度，为什么还将其运用于《史记》的写作？

在占星候气类文献中，“天子气”主要为预言人事的一种云气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总结了依据云气来预言人事的一般规律：“云气有兽居上者，胜。”即所望之气为“有兽居上者”，就会在征伐中取得胜利。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《天文气象杂占》中有一则关于龙形云气的占卜，其云：“此出，所之邦利以兴兵，大胜。兵在外，龙之卿（乡）也，不胜。一月见此，四卿（乡）兵，三岁入；七月、八月而见，四卿（乡）兵，十岁乃入，天下尽兴兵。”（前半幅第1列第48条）刘乐贤认为，本条所绘图形是龙，盖以龙形之云气为占。古人认为龙气乃帝王之气，故利于兴兵取天下。（刘乐贤《简帛数术文献探论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）这里“邦利以兴兵”的龙形云气，实为预示征伐大胜的“天子气”。

后世占星候气类文献对其有进一步的发挥与解说。《开元占经》卷九十四载“帝王气”云：“敌上气如龙马杂色郁郁冲天者，帝王之气，不可击。若在吾军，必得天助。”所谓“帝王气”即司马迁笔下的“天子气”。据此，可以归纳出“天子气”的基本特征：一是其主要呈现方式为龙形，具体而言，或为龙虎形、或为龙马形、或单独为龙形；二是其所产生的作用，若其在敌方则不可击，若其在我方则得天助，战必大胜。

反观《史记》，司马迁在《项羽本纪》中书写的“天子气”与占星候气类文献的记载有所不同。其呈现方式虽均为“龙虎形”，但范增从项羽一方的利益出发，对刘邦采取“急击勿失”的策略，便违反了“天子气”得天庇佑而不可击的通则。纵观全文，此处刘邦所呈现的“天子气”无疑为下文楚汉争霸中项羽的战败埋下伏笔。换言之，即司马迁以刘邦的“天子气”来预言项羽的最终失败。可见，“天子气”已经转化为一种象征帝王命数的预言笔法。

除《项羽本纪》外，这种对刘邦“天子气”的描写还互见于《高祖本纪》，其云：“秦始皇帝常曰：‘东南有天子气’，于是因东游以厌之。高祖即自疑，亡匿，隐于芒、砀山泽严石之间。吕后与人俱求，常得之。高祖怪问之。吕后曰：‘季所居上常有云气，故从往常得季。’高祖心喜。沛中子弟或闻之，多欲附者矣。”司马迁首先交代了一个背景性的事件，即秦始皇认为“东南有天子气”，为统治稳定而去镇压。这意在引出下文刘邦所具有的“天子气”。其次叙述了吕雉因望见云气而找到藏匿的刘邦，刘邦因具有“天子气”而自喜。这是用占星候气之术呼应前文秦始皇所言的“天子气”，从而形成预言关联事件的叙述。最后沛中子弟听闻此事而争相投奔，是一种预言性的分析，即刘邦具有的“天子气”预示其会一统天下。所以，下文中刘邦灭亡暴秦、战胜项羽、建立汉朝是对此处“天子气”所构成的预言的应验。

总之，与占星候气类文献所载的“天子气”相比，《史记》中的“天子气”不是对此类技术的单纯记叙与描写。司马迁缘事而发，为叙述项羽的战败悲剧与刘邦的一统天下，借助占星候气的知识与思想来验证其合理性，构建出以“天子气”为意象的预言笔法。这是其将占星候气之术引入《史记》写作的内在缘由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当时的汉朝最高统治者汉武帝“尤敬鬼神之祀”，信仰占星候气之术。所以，从外在的原因看，司马迁为汉朝的开国皇帝作本纪，自然要满足统治者的思想趣味而凸显刘邦的帝王命数与天子气象。由此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将方术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知识与思想资源，创制出一种文学化的表达手法。

这种由星象云气反映天道人事的预言由来已久。先秦时期，筮占型、灾异型、相术型等神秘性预言的发表者往往是掌握专门知识的卜官、史官。而“星占型”预言也属于这类神秘性的预言。（参见韩高年《“文类”视阈下的先秦预言及其文学意义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15年第6期）所以，从文学的角度考察，司马迁是上承先秦预言的撰制传统，创制了以“天子气”为意象的一种星占型预言。

在后世的文学创作中，“天子气”的预言笔法又广泛地呈现在各种文学类型中，如东汉班固《汉书·宣帝纪》有云：“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”。又如，清代褚人获《隋唐演义》第二十九回写袁紫烟对隋炀帝所见“天子气”的叙述。可见在司马迁创制以“天子气”为意象的星占型预言之后，“天子气”与帝王命数之间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象征体系，从而在后世文学中不断被运用与发挥。